序言 在文科生领导下沉淀了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现正迎来精华复兴的时代机遇。而复兴些什么，却是需要系统研究、理智选择的。 文化由概念引领。人类创造了无数的概念，用以凝聚人心和改变世界，但同时也捆牢了自己束缚了灵魂。既要传承又需挣脱枷锁，我们需要更广阔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襟。 天下事，阴阳相生，明晦相循，兴衰相从，生死相随。有巨峰处必有深谷，有花开时必有花落；有大功有者难免大过，有大得者难免大失，有大成者难免大缺。显著的长板背后必然藏着相应的短板。在特定背景下，长板往往也就是短板。能自我审思，扬长补短，自能天长地久。人如是，国亦如是。 中西思想文化之间，此之长基本正好是彼之短，概略地说，中国人多系统思维、集体思维、艺术思维、情感思维，西方人则多细分思维、个体思维、技术思维、利益思维。这是由各自独特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语言文字、立国之基及其最初的国家规模等因素决定的。 汉唐之盛基本是中国文化体系长板的巅峰体现，满清之亡则可谓中国文化体系短板已被发现而未能补足的结果。这一恶果直接导致百年来吾国吾民自信的缺失。直到抗美援朝之战，“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大国雄魂横绝四海，民族精神焕然一新，世界列强肃然侧目。四十年改革开放，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梦想已成现实，经济自信与科技自信于斯而立。而文化自信，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早春，“满园春色关不住”的盛景，应可期待。只有文化盛世，才能体现一个民族全盛的风采。 最基本的常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文化盛世，必然呼唤并催生理想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自信，也是民族自信的组成部分。 而今国人为什么自信不足？因为生活。因为生活影响着的脑袋。因为世俗生活中身价的象征——别墅洋房，都是西洋之风；豪车游艇，皆为西洋所产；杯觥交错之际，非洋酒洋食不足以显示“品味”，举手投足之间，唯洋包洋表可以宣示“身份”。视洋文为时尚，目文言为酸腐；说春秋而色厉，谈希腊而内荏；提吾国则不免气短，道欧美便难掩情长。富贵不知心之所归，贫穷不知志之所尚。长此以往，何以立人？何以强国？何以领袖群伦、大同其昌？所以，要寻回民族自信，生活方式的塑造不可小视。 毋庸讳言，强大的生产力和军事力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毋庸置疑，强大的文化力和思想力是美好生活的基因和酵母。生活创造着文化，文化影响着生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承载一方生活，积淀一方文化。文化是生活的创造性积累，也是生活的总结性提升。文化塑造生活。而思想是文化之核，思想甚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中国梦，民族复兴梦，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文化复兴之梦，也是生活升华之梦。中国梦，就是要让中国人过上洋溢着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好生活，就是要让中国式美好生活重新风靡世界，使“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忆昔》）。 说“重新”风靡世界，就意味着我们“曾经”风靡过世界。是的，当年，西方也曾经仰望中国，以使用中国货为荣，以仿制中国货牟利，以中国体制为高，以中国文化为雅。只不过现在大部分国人不知道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中国热了。 1937年，林语堂以英文写就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出版，曾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被翻译为十余种文字全球发行。书中以“抒情哲学”描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被誉为“完美生活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普世价值与魅力，足以跨越国界和肤色人种。 创造性复兴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之精华，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用文化与生活方式影响他人，是以和平方式领袖世界的不二渠道，就是中国先哲所说的“化成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自民国起，批判已多，且不乏极端的自弃之语乃至自宫之议。历史证明，那都是无胆无识缺肝少肺目光如豆的软骨病患者高烧时的呓语。我五千年的文章教化之德、三千年的诗酒田园之风，绵延不绝而令当时挟坚船利炮之威而自以为文明的西人称奇称慕。一朝国运之败，自须深省；千载文化之光，更当弘扬。古木成林，必有残枝败叶与病根朽皮，除之即可。若都连根铲去，致黄沙连云，心无所属，生无所归，岂不自绝于天？ 西谚云：“光来自东方。”东方大国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黑格尔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纯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过。本文只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且必挂一漏万，但能略表对吾国吾民数千年文化创造与生活积累之情感，足矣。是为序。
暴富的欧洲倾倒于风雅的中国
从人类全史看，欧洲长期处于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才实现翻转。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不仅来得很晚，而且持续的很短。这是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研究结论。他论证这一结论的专著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8）获得一九九九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弗兰克的古典世界体系论并不圆满。但中国古典文明之悠久、博大及其系统性与连续性，则为世所公认，毋庸过谦。即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占尽心理优势的西方人来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感叹乃至鄙视其衰朽的同时，也不得不由衷的承认乃至赞叹中国光辉的文明传统。
东西方文明有其鲜明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且容我先简单梳理一下这差异的源流。
简单粗暴的说：中国传统是由“耕夫+诗人+伦理学家”主导塑造的。而西方传统是由“贩夫+水手（海盗）+神（哲）学家”主导塑造的。中国是在“人学+文科”的引领下稳定的造山式发展，西方是在“神学+理科”的冲突中跌宕的冲浪式演进。中国，疆域辽阔，九州一国，农耕发达，守土重迁，梦乡是故乡，民性朴厚，家国意识浓，与子同袍，历尽劫波兄弟在，人与文一以贯之，绵延不绝；西方，幅员逼仄，一城一邦，商贸发达，游移不定，他乡是故乡，民性活泛，家国意识淡，相忘江湖，鸿飞那复计东西，神与理二元对立，国脉难全。
所谓西方，在美国崛起之前，就是欧洲，其文明之源，就是古希腊地区，浮海为生，营商聚财，一众蕞尔小国长期围绕地中海相爱相杀，本质上是海洋文明，著名的荷马史诗便是跨海征战（《伊利亚特》）又蹈海还乡（《奥德赛》）的传奇演绎。与“皇天后土”的古中国大陆文明存在着“水土”根源的差异。
在人的发展史上，神如影随形。能力有限的人类给自己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神类作为终极敬畏和终极倚赖，神是人最大最好的百宝箱、最便捷的万能钥匙。神的概念，在道理层面可用于解释自然界各种洪荒之力造成的吉凶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空想科学主义的体现；在心理层面可用于警示或安慰人自身；在策略层面可用于震慑人心、聚合人力、统御人群；在艺术层面，则发展出融汇诗歌乐舞的敬神娱神节日及其仪式体系，最终融入日常生活，成为影响民族（族群）精神理念、行为模式乃至视觉标识的文化基因。
在中国，炎黄时代洋溢着神话英雄的气息；一部楚辞，基本是神鬼人爱恨交织的浪漫哀歌。而在古希腊的奥林波斯山（奥林匹斯山）上住着的，都不是人，而是宙斯的神族。相对而言，随着文明的演进，中国人对神的依赖较西方人为轻，这似乎也是如今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信仰”的原因，宗教和信仰两词甚至成为诟病中国民性的标配武器，但我确信挥舞着这武器的人并不确知它们的内涵与作用。
炎黄二帝
中国自古就以德为尊，敬天敬地敬祖宗都是因为其德高尚，故信之仰之。信者，诚也；仰者，敬慕也，依赖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之德公而平，祖宗之德温而厚。舜帝时代的祀祖以功德而不以血统为标准，夏朝才开始按血统行祭祀。商朝人认为逝者有灵通天而左右后人福祸，故需祭祖求吉。周朝人相信先祖德可配天，祭祖可得天福佑。孔子不言鬼神，但从社会教化角度强化了祖宗崇拜的地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从此，在中国人心底，慎终追远是大美，数典忘祖是大恶，在生活中（生命存续期间）就体现为对孝道的极度强调，“子欲孝而亲不在”成为国人最大的憾事。
在中国传统家庭神龛上的“天地君亲师位”中，“亲”实为最核心也是最贴近生活的部分，不知孝亲，必不知敬畏天地、忠君爱国、尊师重教。亲，人伦之本。《史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曹操割发代首不是做戏，这和古人观念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对孝道实践的空前重视始于汉朝，汉朝皇帝除高祖刘邦外，谥号基本都冠以“孝”字，无人不知的汉武大帝其实就是“孝武皇帝”。自汉武帝起，举孝廉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发现和推荐仁孝廉直之人为官是汉代的原创。而不孝可以入罪，“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105年），南阳人张衡被推举为孝廉，他没有接受，大概是不想让孝廉的光环遮住他那天纵的才华？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009年），张衡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追封为宋朝的西鄂伯；1970年，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1977年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星”，我想，已在天上的张衡应该接受了这些追授。这是一个在浓郁的孝文化社会氛围中成长出来的品动当时学优千载的全面发展的中国人。
青牛西去，白马东来，至今，中国的道教和在中国的佛教，也都不能忽略对孝亲文化和祖宗崇拜的尊重和宣扬。这便是如今妇孺皆知的“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
在敬天爱人的文化传统中，我们的先人把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耕读传家的生活理念、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生活方式，如丝绸之飘逸，如陶瓷之精致，如诗之绮丽，如酒之醇厚。
西方，古希腊人在解读上帝、探索世界原理的过程中走入了把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融合研究的道路，神始终高高在上，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神学依旧是西人的重要学问，科学一时无解的问题都可归之于神。
早期的自然哲学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商人出身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作为西方第一个留下名字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被奉为“科学和哲学之祖”，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他还是个多神论者。稍后的数学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从几何美学角度提出了“地圆说”——大地是圆形，因为圆形最美。此后包括亚里士多德等多有附和认同。这一猜想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提供了希望并验证为真。地圆说实际上是“地心说”的顺带发展，地心说在13到17世纪一直是天主教教会的世界观，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
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希腊七贤之首。
西方宗教与科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孪生化发展注定了其历史进程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基督教在公元392年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开启了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大幕。科学如初春的野草，在漫长的中世纪（Middle Ages，，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神权压制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力量。我想，两者之间相生相克而又能一路相随，应该是彼此对对方都有需求：宗教需要科学对宇宙天地自然的研究成果充实自己的武库，以便使神的体系更有说服力，而传统的渊源使科学又不得不借助宗教的权威与支持。套用东方的形象：宗教是如来佛，科学是孙悟空。上帝是永恒的最高存在，科学永远都在上帝的光环下发展。
欧洲中世纪教育的发展、大学的创立，其初衷也是教会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因为知识本身就主要掌握在僧侣集团手中。不信教就没有正当的受教育权。1167年，英国牛津大学创立，其沿用至今的校训明显带着中世纪的烙印：拉丁文Dominus illuminatio mea=英文The Lord is my light=主照亮我。
教会为了壮大自己而发展教育，但没想到，教育的发展最终剥夺了教会无上的权威——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文艺的前提，是挑战神权，解放思想，但丁的《神曲》高调唱出对天主教会的批评，薄伽丘《十日谈》如评书一般绘声绘色的演绎教会各种丑事。而诗人彼特拉克则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我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
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觉醒，物质主义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科技探索的枷锁进一步松动，可谓西方从生产力和战争力上超越东方的奠基礼。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东罗马帝国千年难破的“神都”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通往东方的陆路商道完全落入奥斯曼帝国掌控之中（这是今日土耳其傲骨犹存的历史根源），奥斯曼帝国傲慢的重税让过往客商闻风而退，而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所描述的东方天堂丝绸之国早已是西欧人无法拒绝的诱惑，于是习惯海洋冒险的西欧列国开始另寻海上通路。对开辟财富新航线的渴望加强了冒险家对“地圆说”的信仰，加上造船技术的进步和14世纪中国指南针的传入，远航更方便了。他们的口号如果足够豪迈与诗意，应该就是对李白诗句的改写：“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到丝国（中国）”。
于是壮阔而血腥乃至无耻的大航海时代（殖民掠夺贩奴乃至种族灭绝）开始。葡萄牙、西班牙率先试水得利。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16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黄金等贵金属占世界总产量的83%。英法意荷等不甘落后，轮番争霸。
葡萄牙里斯本帝国广场航海纪念碑：献给恩里克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建于1960年葡萄牙航海大发现奠基人恩里克王子逝世500周年时。
1763年，中国农历癸未年，生肖羊年，清朝乾隆二十八年，正值“盛世”；英国在 “七年战争”中终于击败法国，2月10日，法国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2月12日，曹雪芹逝世于北京通州；6月，莫扎特开始欧洲巡演；9月22日，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促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开辟新的市场，遭到清廷拒绝；10月7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发布《1763年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标志着全球海上霸主的诞生、“日不落帝国”的成型，但还不敢跟中国动粗。
这就是十八世纪——欧洲人横行世界，空前暴富。
但欧洲富人该以什么样的生活享受来消耗这滴血的财富呢？
1 享受中国的精致产品
18世纪欧洲社会生活中流行的“高大上”是——穿中国丝绸用中国瓷器在有中国风韵（chinoiserie）的房间里喝中国茶。今天在欧洲还能发现那时中国热的遗迹：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及其众多中式家具、用品和绘画等。
从外贸经济角度而言，既然中国产品如此受到欧洲市场的追捧，必然造就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必然使中国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学者汉斯-布罗埃尔指出：当时“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
今天，这种贸易顺差仿佛在重新上演，只不过现在我们出口的基本都是廉价货，而18世纪我们出口的都是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高价货，核心技术都在我们手里。所以今天的我们还需努力。
2 迷恋中国的装饰风情
1792年，受命访华的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在日记里说：“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如天堂的布栈一般。由于中国产的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制。”而今在德国法兰克福歌德故居二楼的主厅还叫“北京厅”，满目古色古香的中国风：墙纸构图都是中国风格的山水、亭台、垂柳和披蓑戴笠垂钓的渔翁等。
到19世纪，中国风的法式浪漫依旧流行。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为妻子营造了一间“中国诗屋”，中国瓷器满屋。其妻受宠若惊的感谢说：“我要谢谢你，我亲爱的丈夫，你为我布置如此美妙的房间……我必须再次回首，为这浓郁的中国风格、抒情诗一般的屋宇，表达我所有的崇敬。”
因此渊源，美国人琼斯•德尚才会在《原来，我们的生活很巴黎》中写道：“事实上，想了解法国奢侈品改变风尚的原因和方式，以及新的一类古董奢侈品包含哪些物品，关键要知晓17世纪末流行全欧洲的东方装饰风。”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 /英国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
3 崇拜中国的园林艺术
对中国建筑与园林的仿制也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William Chambers 1723-1796）在177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方园艺》一书中说：“中国人設計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他承认：“中国人在园林设计方面技艺高超。他们那方面的品位很高。我们英国在那方面也已经做了不短的努力，但并不太成功。”
这位英国乔治时期最负盛名的建筑师曾到过广州，他认为中国园林诗画一体的境界是英国长期求而不得的，于是在他主持的丘园设计中（1757-1763年），中国风格的园林手法得到广泛运用：挖池、叠山、造亭、建塔，他造的中国塔在欧洲引发追捧，一时之间，中国风的山亭水榭纷纷出现在欧洲富贵阶层的庭院里，这就是所谓“英华庭园”。
伦敦丘园的中国塔
1776年，德国诗人歌德在依姆河畔的别墅花园里，特地建了一座中国式茅草屋；在魏玛公园的设计里，他加入了中国拱桥和亭子，显示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热爱。
4 追慕中国的文化风雅
德国文坛泰斗歌德少年时还曾嘲笑其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1775年来到正风行“中国热”的魏玛宫廷后，歌德成了中国文化迷，以致于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他通过阅读为数不多且并不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著作译本，对中国文化充满喜爱和敬意。歌德晚年受中国诗风影响而写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写道：“彩瓦、窗棂、廊柱，都已被浓荫遮住；可无论向何处窥望，仍见我东方乐土。”在歌德心里，中国是美好世界的象征。他说：中国人的“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还准确的洞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中国，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游记》）。
其实，那时中国最高水平的风雅时代已经过去，那时的中国人也都只能沉浸在对尧天舜日、秦汉风骨、魏晋风度、唐宋风韵的追慕与模仿中。这就是令西人仰望的我们的中国。